吴汉东认为：十四年前，全国人大法工委在讨论第三次民法典的专家建议稿时，他作为民法学者和知识产权专家参加了小型座谈会。会上，郑成思教授提交了一个“知识产权编”，大概有102个条款。最后公布于众征求意见的民法典草案，关于知识产权只剩下一个条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纵观各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可以说，凡是“范式”的民法典都没有“知识产权编”，而有“知识产权编”的民法典都不能称其为“范式”。但时过境迁，关于民法典对知识产权的接纳，立法者与学问家似乎现已无多争议。此次中央四中全会确定要制定中国民法典，民法典在中国的现代化制度转型必须包含知识产权，而且不能仅用一个条款来表述知识产权。

    我国民法学界似乎对知识产权持一种冷漠态度，无视它的存在，特别是其在现代国家中的战略地位。将知识产权视为三级学科的观点已经落后于当今社会发展了。当然我们也要反思，一些人对民法学的认知不足而产生的隔绝，使得知识产权与民法学难以进行有效的交流。当下民法典的制定为知识产权界提供了一个“说话、发声”的机会，我们应为知识产权法的“入典”和“成典”鼓与呼。他提出两个基本观点：

    第一，近现代民法典对知识产权法有着不同的立法选择。

    以19世纪的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896年《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第一次民法典编纂运动没有涉及知识产权，原因在于以下两点：一是知识产权单行立法先于民法典编纂。法国在民法典编纂之前，单独的《著作权法》、《专利法》已经先行存在；德国在民法典公布之前，三部单行法已经颁布，这是当时的立法现状。二是知识产权未能体系化。在19世纪，诸如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并没有形成法律体系，“知识产权”只是一个虚拟的概括性概念，并没有在立法文件中体系化，所以近代民事立法没有涉及知识产权“入典”问题。

    以1992年《荷兰民法典》和1995年《俄罗斯民法典》为代表，第二次民法典编纂运动尝试接纳知识产权，并形成知识产权“入典”高潮。《荷兰民法典》曾有过立法计划，但后来由于立法技术原因太多而放弃。但1994年《俄罗斯民法典》在时隔12年以后做出一个重要决定，将知识产权法整体移植民法典之中。这是“纳入式”。此外，还有两种立法选择:一是“链接式”。1995年《越南民法典》最初也是整体纳入了知识产权法，取消各单行法。但在2005年做出重大改变，修改后民法典只对知识产权问题做出一般性规定，之外再另行颁布知识产权专门法典。另一个是“糅合式”，1996年《蒙古民法典》将知识产权与所有权同化处理，糅合进入民法典。它的“所有权编”既保护有形财产权，也保护无形财产权。

    第二，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必须接纳知识产权。

    民法典应古而不老，固而不封，体现应有的时代先进性。先解决将知识产权编入民法典的“入典”问题。在时机成熟时再考虑知识产权的“成典”问题，也就是制定知识产权专门法典。

    十四年前，他与郑教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基本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典化道路，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民法典要对知识产权作出一般性规定。具体建议是，实现“点”和“面”的链接。既要在总则中做出原则性规定，同时又要单独成编，将知识产权与物权、债权、继承权等民事权利置于同等位阶，最大程度地凸显出知识产权在私权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实现其作为私权的理性回归。第二步，在民法典编纂以后，可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像1992年《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那样，实现知识产权一体化、体系化的制度安排，制定一部中国知识产权法典。

    他指出，此处出现两个问题：一是两部法典的先后关系，其逻辑顺序应该是先民法典后知识产权法典：19世纪，无论葡萄牙还是西班牙，都是先有民法典后有“工业产权法典”。20世纪末21世纪初，无论菲律宾还是越南，也都是先有民法典后有“知识产权法典”。他认为应该把握好法典编纂的先后节点。二是两部法典的主从关系。民法典是基本法典，知识产权法典是专门法典。两者是体例相别的两部法典，但并非是地位平行的两部法典，它们仍然是一种基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总之，知识产权法典化，在回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表现了我国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的成熟。

    李雨峰认为：2016年3月，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收到了全国人大法工委的传真，就《民法总则》征求意见。在《民法总则》第158条规定中，只有第10条和第88条两条涉及知识产权。其中，第88条对知识产权的界定，很多内容与知识产权学界的认识是不一致的。他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目前民法典中关于知识产权的体现是完全不够的。在当今社会，知识产权的意义远远大于物权。当今社会中，物权法调整的是物的归属和利用，或者最终指向的是消费，而知识产权调整的是创新。创新是用新办法产生更多的财产，指向的是生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知识产权制度是物权制度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西方社会学家的一个观点认为，创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政治关系。原因在于，之前的认识认为，世界的财富是固定的，假设印度崛起获得了更多的财产，那么美国的财产可能就会相应地减少。然而，创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创新使得社会上的财产不再是固定的。如果各国都认同创新的这个作用，那么美国、中国和欧盟的政治关系会改变，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第三，在新技术环境下，创新性行业的价值会越来越高。十五年前，世界十大名牌中还并没有互联网品牌，但是现在前十名的品牌中互联网品牌已经很多。我国在其中就占据了四个，这说明在当前阶段，我国对知识产权的关注应该更集中在互联网领域，对于民法典中知识产权的地位问题应当更加深认识。

    现在，大家对于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基本形成了共识，但是在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模糊的认识。例如，诚信原则和公序良俗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应用没有问题，但是存在代理与集体管理组织的关系问题，侵权责任法与直接、间接侵权的关系问题等，以及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与惩罚性赔偿适用的问题，等等。如何理清民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关系，无论是制度上，还是理论上，都亟需解决。

    目前，关于我国民法典的起草，王利明教授主张三分步：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制定人格权法，第三步完成民法典的编篡，这三步中都没有涉及知识产权。梁慧星教授主张分两步：第一步是民法总则，第二步是民法典，也没有涉及到知识产权。在这种现状下，知识产权立法和民法典的关系怎么解决？

    他指出，现在看来，有两种选择，一条路是积极参与民法总则的制定，积极参与侵权责任法的修改，除此之外还应保留知识产权的一些基本制度。另一条路是对知识产权进行法典编篡，争取成为民法典中与人格权、债权相并列的一编。但是，在民法典的编篡中，民法学界的话语权很强，第一条路更可行一些。我们要积极参与目前民法总则的制定，并在侵权责任法修改的时候争取纳入体现知识产权特点的制度。

    张勤认为：知识产权应当入民法典，民法典应该将知识产权列为一项很重要的内容。我们需要做一些基于证据的实证研究，例如，通过定量分析认清上市公司中知识产权占其总市值的比例。这样可直观看出，在总的民法调整的财产权中，知识产权实际上据中相当大的比重，因而需要被列为很重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