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体育赛事节目著作权保护的困境与出路问题，王自强司长认为，该问题的出现，源于其涉及到体育赛事组织者的重大经济利益，组织者希望借助知识产权找到维护相关权益的合理性。该议题需要厘清竞技体育、体育赛事、体育节目和体育作品等基本概念。体育赛事是竞技体育项目比赛的具体化，结果完全取决于运动员的竞技状态和临场表现，并非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体育赛事的转播权是基于对赛事资源的控制，和著作权没有直接关系。广播电视节目亦非著作权意义上的概念，广播组织只是对播放内容的信号享有权利。体育赛事转播权是赛事组织者把控资源产生的权利，不同于基于体育赛事作品所产生的著作权。体育赛事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则涉及三方主体：赛事组织者、体育赛事作品的创作者和体育赛事作品的传播者。三者在概念上是明确的，但在利益上是互相关联的，而且往往出现主体的竞合，此时，只有厘清不同利益主体，辨明不同概念的基本属性，才能准确进行判断。

    王迁教授认为，探讨与体育赛事有关的著作权保护问题，首要问题是明确赛事主办方享有的权利类型，而民事权利必须是法定的，任何合同或组织章程都无法自行创设。体育赛事组织者的权利，有些国家称之为场所权，其实就是一种物权。俗称的某赛事版权卖了几十个亿，其中所谓的“版权”实际上是允许他人进入自己场所进行拍摄和直播的权利，而非著作权法意义上基于作品而产生的权利，亦非邻接权。只有当法律明确赋权的时候，赛事组织者才可能基于对比赛的组织享有权利，如法国《体育法典》规定了体育联盟和比赛组织享有其主办的体育比赛的利用权，以及意大利《著作权法》规定了体育视听权。我国并无此类的立法进行赋权。此外，不同法系国家对独创性的要求不一，在体育赛事的现场直播中，观众对于直播的内容存在着稳定的预期，因此，摄制者能够做出的选择非常有限，直播内容很难到达著作权法规定的独创性高度。当然，对比赛直播付出的劳动仍然值得保护，在现行著作权法框架下，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保护是有益的尝试。

    祝建军副庭长认为，与体育赛事节目有关的案件在诉讼请求和判决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当事人可能对体育赛事节目基于动产物权、类电影作品或制品提出诉求，法院判决也存在着体育赛事节目是作品或制品的差异。体育赛事具有偶然性和不可复制性，不可能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和制品。体育赛事节目在拍摄过程中可能体现著作权独创性的要求，可能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或制品。体育赛事节目的信号则是广播组织所享有的广播组织权的范畴。他认为，现行《著作权法》对体育赛事节目的保护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然而，考虑到体育赛事节目的重要性，国家亦殷切期望建立体育赛事节目的市场秩序，网络未经许可盗播体育赛事节目的行为又非常严重，因此，司法应该有所作为，而非仅限于反不正当竟法保护。最佳的方式就是利用《著作权法》积极授权，给予体育赛事节目权利地位，以此遏制网络盗播行为。

    邹良城认为，在体育赛事的收入中，转播权是重中之重，互联网企业在体育赛事转播市场的投入纷纷加大。然而，在网络体育赛事节目保护的维权中，仍然存在立法空白，且举证难度大，相关的司法裁判标准不一，司法判决的赔偿金额普遍偏低，引入行政处罚的案例又比较少，这都不利于保护相关主体的利益。对此，建议加大对网络体育赛事节目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考虑到体育赛事节目具有一定独创性，且需要大量投入，应当将其作为作品保护。同时，应当在司法上加大赔偿力度，加大行为保全的适用，并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