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田

　　回顾我国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使我想起去年我们纪念中国建立著作权制度100年。回顾10年与回顾100年，我发现情况类似，我们这10年实际上是在继续走着我们百多年来那些清代杰出的思想家所指出的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改革之路，这种巨变，虽然过去了100年，但并没有完结，至今仍然感同身受。感受什么呢？感受我们国家正在告别数千年的农牧业社会，开始走进工业经济时代。这种变革，天翻地覆、脱胎换骨、令人惊心动魄。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进入了工业经济社会。据统计，中国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例基本持平，所差不到1%，农村人口稍微多一点。按照这种比例，中国完全的工业化，也就是当初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段路怎么走，大有学问。延续前30年的路径，甚至克隆前10年的路径，平心而论，都无路可走。因此，未来之路的走法，没有现成的经验，而是大有思考的余地。今天回顾与反思的价值，正在于此。回顾成绩，是为了树立信心，反思问题，是为了正视现实，迎接挑战。对此，本文谈四点想法。

　　一、肯定成绩，树立信心

　　面对着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以及加入世贸10年的发展，成就令人振奋。从具体数字看10年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总产值提高了近5倍，对外贸易从1978年到2010年增长了100多倍，从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不足1%，到超过10%，成就的确骄人。美国曾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几十年当中经济高速发展，并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与中国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30年相比，中国的发展更是史无前例，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高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空前的。如今，基本国情是：我们已经具备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世界经济贸易的海洋中逐渐学会了游泳，逐步开始掌握了国际经济贸易的游戏规则，并开始走向世界。30年，我们积累了家底，丰富了经验，树立了信心。这有助于我们展望前途的时候，敢于面对新的挑战。否则，我们对未来所发生的新问题、新矛盾，就会乱了方寸、就会回避、就会胆怯、就会吃亏。目前确实发生了很多新问题、新挑战，在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体系历经近20年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保持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地位，试图建立新的经济贸易体系。而这些东西一定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一定会给我们造成不利与被动。西方一向善于利用规则的制定者与规则的学习者之间对规则熟悉上的“时差”，更多的时候居于规则的解释者的地位，获取经济上的好处。今后这种情况仍会层出不穷，怎样对待这种情况？我觉得有30年经济进步与10年WTO的经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树立起迎接新挑战的信心。

　　二、头脑冷静，树立忧患意识
　
　　在树立信心的同时，必须头脑冷静，防止膨胀，正视我们的不足，理性地、客观地评价现状。唯有如此，才能找到我们的未来之路。首先，要理性看待所谓“第二大经济体”。GDP反映的金钱数量，与一国的强弱无必然因果关系。近代以前的中国，有超过1000年GDP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历史，1840年则占到世界的33%。但是由于中国的GDP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和粮食，GDP远不及中国的资本主义的英国，借助于坚船利炮，以4000士卒之兵力，长途跋涉，在中国的土地上战胜了拥有100万军队的大清国。因此，GDP的结构、质量比数量更为重要，今天同样是这个道理。其次，还有一个误区。近年来，国人常常以“中国是世界工厂”自居。我质疑这种提法，与当初美国曾经担当的世界工厂相比，中国现在所扮演的角色远称不上是世界工厂，尤其不是高新技术产品的工厂，充其量是世界中低端技术产品的的“加工厂”，“加工厂”不等于严格意义上的工厂。地道的工厂是指拥有独立的工业体系，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开发、工业设计，到企业管理，再到产品制造，直到市场体系，可以不必借助于外部的力量，独立完成经济循环。我们只有做到既有“中国制造”，也有“中国创造”，方能称作世界的工厂。一直以来，中国之所以在生产制造环节有相对优势，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土地价格低、税收优惠等造成了低生产成本。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利润，把生产制造环节，把车间放在你这里，以相对本国低廉的生产成本完成了产品，同样价格的产品，可以获得超高利润。比如，美国波音飞机配件的制造分别在70多个国家完成，并非他们有意为各国提供就业机会，而是因为这样做公司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在这场游戏中，发达国家占尽了先机。我们没有研发，没有优良的设计优势，无法占据上游，只好付出劳动和资源，付出环境、土地、税收的代价。我们的财富就是靠这么多并不情愿的付出，靠我们吃苦耐劳的农民、工人，坚忍不拔、一针一线、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所以中国还不具备世界工厂的资格。我们面临的是上游发达国家和下游更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双重挤压，一旦发达国家把生产转移到制造成本更为低廉的地方去，我们的“加工厂”将会停工，工人只好下岗，设备将变成废料，厂房将成为废墟。也就是说，我们连出卖苦力的工作机会都掌握在别人手里。因此，中国作为世界的“加工厂”的地位也是脆弱的，岌岌可危的。况且，在用以支撑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建设的科学技术方面，我们基本上处处落后于人，支柱产业的核心技术几乎都掌握在外国手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的、严峻的、具有战略性的挑战。中央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是要力争上游，扭转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成为可以主导自己发展方向和道路的经济体。30年前，如果说不开放改革是死路一条，那么，今天的中国不走创新型发展的道路也是死路一条。自主发展，谈何容易！这不是凭口号就可以喊出来的，而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三、正视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正当性

　　近年来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最引人注目的动向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反假冒贸易协议》（ACTA）的出现，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在另起炉灶，世贸组织的TRIPS体系正在受到挑战。对此，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反应是“阴谋论”，印度等国家的天然反应是反对。我们该如何对待呢，我认为要实事求是，正视现实，积极对待。1986年开始的乌拉圭回合，发达国家极力坚持把知识产权问题放进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谈判，我们很多人不理解，一直耿耿于怀。事实证明，知识产权问题不但与贸易息息相关，而且知识产权的价格占据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的主要份额，即便是技术含量低的贸易也是如此。今天，ACTA的出现与当年TRIPS的产生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我们不妨换位思考，试着从西方的角度看一看，说到底，西方今天所做的，不过是在知识产权问题上跟我们“较真儿”。表面上看，我们与西方一样，同样建立了知识产权制度。但是“言”与“信”之间，制度表达与法律实践之间都是有距离的。在潜意识中，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弱者，一个模仿者的地位，既没有理由挺直腰板对知识产权制度“叫板”，又不甘心就范，按照西方规定的市场价格买单。而是一直有侥幸心理，希望别人不要太“较真儿”，不要逼我们太紧。常常是别人推一推，我们动一动。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对待任何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有诚意，唯有诚意，才会认真。不“较真儿”既是对自己的放纵，又是对非分行为的姑息，其结果，让我们顾及了局部和眼前，失掉了大局与长远，推迟了我们整个社会进入到近现代社会的进程。另外，对传统文化也要理性对待。“文革”全盘否定传统是错的，但是在提倡继承和发扬传统的同时，也要避免对传统不加区分的对待。传统文化好坏杂陈，既有符合普世价值的精华，也有需要与时摒弃的糟粕。我们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归根到底主要来自农牧业生产方式，属于农业文明，很多东西与知识产权南辕北辙、格格不入。我们长期以来矢志努力的，是要摆脱农业社会，实现工业经济，进入工业文明。我们对工业经济没有足够的准备，而对农业文明又有太多的经验和心理依赖，因此不可避免地以农业经济的习惯思维方式，抱着农业文明的传统观念看待只有基于工业经济才有的知识产权问题。这些是我们需要认真反思的。在此我还要澄清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是基于美国的压力。我也曾经不假思考的同意过这种说法。如果稍作反思，就能透过表象看到实质，看到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新中国曾长期是落后的农业国家，设想一下：如果根本不思进取和发展，继续保持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情况，闭关锁国，关上门朝天过日子，热衷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迷恋计划经济，坚持人民公社，哪怕再过50年，只要我们还能守得住，谁压我们，我们也不会有知识产权制度。那种情况下，说实话，美国绝不会白痴到这种地步，非要逼迫这样的一个国家建立知识产权制度。从根本上是我们自身要发展进步，要进入现代社会，要融入国际经济、国际社会才会有此要求。当然，工业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从生产力到生产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彻底变革，绝非短期可以奏效。对中国来说，知识产权法治也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变革。尽管变革是艰难的、持续的，需要国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的诚意与决心，诚意又来自我们对知识产权制度客观性、合理性、正当性的认可。对此，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认识，否则，我们很难建立起完善的现代化的知识产权制度，难以借助知识产权制度的特殊功能有效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四、学会能动地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创造更多的财富

　　知识产权既是一种新型财富，也是一种制度文明，是可以进行开发的软实力。如果说我们把知识产权制度比作一个电话或者是手机，普通的电话能打电话、能收短信，但是现在被广泛使用的iPhone，它的功能远不是一个普通手机所同日而语的。知识产权制度其实就是这样的，它是可以开发的一种产品，不像传统的物权对象。一个电话机首先是一个物权上的概念，是一个物质财富，当它作为手机的时候只是工具；但一旦进入“苹果”这个阶段，对它的开发、利用可以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知识产权就是这种东西。所以，我们需要认真清理一下过去的想法。虽然财产是一个基础，但是我们忽视了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的载体，还可以进行无穷无尽的开发。应该说知识产权这种财富有无限的可能，我们需要投入力量，认真研究知识的性质与特点，发掘它的潜能，进而发掘知识产权这个特殊财产制度本身的潜能和它可以被持续开发的软实力。简而言之，知识与创造魅力无穷，知识产权作为财产潜能无限。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是对产品创造的保护，也是保护一个产业，进而也是保护一种生活方式，保护的是就业机会，同时保护的也是我们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方面使我们获得更为丰富的生产与生活资料，改善我们物质与精神文明生活的同时，还保障了社会的和谐。如果真正切实遵守知识产权制度，人类创造的天性与社会制度相互促进，我们的创新能力就会相对好一些，就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总是指责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夺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如果改善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创新，一方面可以自己创造就业机会，使经济获得良性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真正“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别人的先进技术。发达国家之所以重视知识产权问题，就在于它事涉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虽然建立了知识产权制度，但我们做的与它的地位和作用相比，还远远不够。说到底，我们还没有真正全面受益于这个制度，还没有真正相信这个制度真的合理，真的有效。

　　工业文明的最大启示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动力来自创新。没有创新，社会一步都不可能前进。我们在很长时间都把知识产权当做一种政策，当做一种口号。政策可此可彼，可以落实，可以不落实；口号既可以挂在口头，也可以抛在脑后。如果真的把它当做一个现代社会基本的经济制度、基本的生存发展手段，今天中国知识产权的面貌、中国经济发展的面貌会大不相同。我们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除去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稍好之外，全社会包括学者在内，对知识产权的认识是不足的。一个社会最根本的转变是观念的转变，改革开放就是改观念，彻底改变观念，包括我们不加思考、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国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的国家，外国人研发出什么新东西，中国人很快就可以学会。我们常常用人造卫星的更新换代周期长短与美国等国家比较，我们通常要短于美国。但是，如果换一种方式看问题，就会发现二者不具有可比性，别人的工作是原创，我们的工作的跟进，是学习，是复制，很多情况下是千方百计打破技术封锁的仿制。善于模仿，这是一个值得寻味的问题，我们曾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并很为以自豪。如果换一种说法，“模仿型、复制型社会”，就不那么好听了，但是实质是一样的。学习是基础，无可厚非，但是学习的目的是为创新服务，因此，也要彻底改变观念，从善于模仿和学习，转化为善于创新，建设“创新型社会”；进而从善于创新产品和服务到发展为学习和创新游戏规则，因为游戏规则的掌握有时候比产品的创新更重要。我们长期以来重硬件、轻软件，重物质、轻文化。所以，最近中央提出要发展文化产业，繁荣和发展社会文化。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如何深入理解中央的精神，也需要认真思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怎样发展，都与知识产权息息相关。

　　补充一点，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有收获，也有教训。人们也有不同的解读，甚至有的学者主张趁着10周年之际退出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一种缺乏历史观的短视观点，历史上任何一次自我封闭，都是导致中国社会落后的主要根源。实践证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TRIPS规则体系是恰当的，既合乎逻辑，也符合中国人们的长远利益。正是借助于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成功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受益昭彰。今后，也只有靠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才能实现“走出去”战略。特别要指出的是：创新是一条民族与国家发展进步的光明、康庄大道，也是一条充满荆棘、危机四伏的险恶道路。创新，意味着从跟在别人后面转变为自主进步，甚至意味着争夺人类生产方式和前进道路上的主导权，意味着对由西方设计和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力量格局的挑战，也是对现有国际经济、政治游戏规则的挑战。此非同小可，必将遭遇强烈的抵制和凶残的扼杀。平心而论，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我们还是一个新手，一支弱旅，对此，中国政府和国民，必须有足够的准备，唯有全民族同心同德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长期努力，才有成功的可能。

　　总而言之，10年的经历和反思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是，前进路上的机遇与挑战会更为新颖、复杂。9月份去德国马普所，老所长施特劳斯的一句话我记忆犹新。他说：“中国面对国际知识产权制度新一轮的改革，有理由具备信心。30年前你们国家一穷二白，甚至没有几个外汇，在那种情况下你们勇于下决心建立知识产权制度；30年之后有了这样的基础，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国际上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你们没有理由不敢做下去，应该义无反顾地向前推进。”他的意见，我很受启发。

　　我想用这个意见作为本文的结语。（来源：《知识产权》201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