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振宇

　　今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国内从年初开始就在陆续召开研讨会，总结这10年的经验、教训，媒体上也有一些宣传；高潮是在12月11日，国务院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个高层论坛，胡锦涛主席将发表重要讲话，这将是对入世10周年的总结，并指出今后发展方向，推动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实际上，在今年10月第110届广交会上，温家宝总理已经做了非常全面的讲话，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10周年给予了充分肯定，还就推动国内改革开放规划了今后的目标，奠定了改革基调。但是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看法，学术界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些学者认为，我们还是付出的太多，而且这10年发展以后，出现了很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问题、环境问题等。有一位教授甚至提出，我们应该借着10周年的时机退出世贸组织，他觉得我们现在进行的贸易都是产业链低端，很吃亏。由此看来，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认识是很不一致的。

　　但是，总体来看，通过这一年来的研讨，大家基本上认可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当然我们加入的时候确实付出了一定代价，朱镕基同志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有利有弊，工作做得好利大于弊。实际上，入世以后，国务院各部门、全国各省区市都调动起来，积极应对，防止入世以后我们各个产业受到冲击。国务院专门成立了由吴仪同志牵头的领导小组，各个部委都做了大量工作。

　　所以，从10年的情况来看，总体是不错的。2011年世贸组织最新的“世界贸易报告”指出，中国加入10年以来，GDP从2001年的1.32万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5.88万亿美元，增加了将近5倍。贸易出口达到了1.58万亿美元，占到全球的10%，成为第一大出口国。而且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中国出台了价值4万亿的经济刺激措施，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复苏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体来看，我们当初最担心的那些领域，比如农业、汽车、石化、金融、电信、分销等在这10年发展势头还是好的，除了农业有一些问题，对此农业部门还有些不同看法，特别是大豆进口，经过谈判，大豆关税降到3%，没有任何保护措施。80年代后期我们每年向日本、韩国出口100万吨到200万吨大豆，现在我们一年进口大豆5000多万吨，所以农业部门对这个事情很有看法，觉得确实是冲击了我们的豆农，影响比较大。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本来就缺少土地，缺少水资源，大豆进口以后，除了榨油，榨油后豆粕还可以用来做饲料发展畜牧业。农民不种大豆以后，很多转种玉米了，5000万吨大豆都进口，相当于节省了5亿亩的土地和相应的水资源。所以，虽然说大豆进口多了，并没有对整个农业造成很大的损害，影响还是有限的。

　　汽车方面也是当时大家非常担心的，怕把我们的汽车市场冲垮了，所以当时海关在管理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入世谈判中我们零部件的关税降到10%，整车关税降到25%，以防止一些企业进口全拆装零部件，进来一组装就成了整车，逃避了15%的关税。我们采取的这些管理办法，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被告上了争端解决机制，最后判我们败诉。实际上我们有道理，因为我们是在防止走私，但是他们认为这是我们采取措施限制汽车进口，是违反世贸规定的。尽管如此，我们通过这种措施还是争取了两三年宝贵的时间，使得国内汽车零部件产业有了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现在我国的汽车行业产能从2000年的207万辆，发展到去年的1826万辆，成为世界上第一大产销国；去年我们出口汽车57万辆，主要是民营企业的出口，成绩还是不小的。

　　另外像石化行业，当时大家也担心受到冲击。经过这10年，我们现在石化行业总产值达到8.8万亿，全球第二。同时我们石油公司在30多个国家开采的油气田累计投资700亿美元，分权益油和气将近7000万吨当量。

　　电信方面也发展得很快，当时我们对增值电讯这一块开放还是有一些担心的，现在我们手机用户达到7亿，而且像中兴、华为这样的公司已经成为全球跨国性的公司，发展得很好。

　　银行也是当时非常担心的一个领域，当时银行受到很大的挑战，一些国有资产遇到一些问题，银行的呆坏帐比例比较高，后来成立了四家大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将商业银行坏帐都剥离出去，这些商业银行才逐渐健康发展。经过10年，这些银行不良贷款率从过去的18%降到1.1%，资本金的充足率也从不到8%上升到12%。现在由于金融危机导致欧债危机、美国的债务危机，他们那些银行与我们没法比，我们银行的健康程度比他们要好得多；而且我们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在全球排名前10位，发展还是挺快的。

　　在分销领域也是大家当时比较担心的，让不让家乐福、沃尔玛这些大超市进来，进来之后我们小的零售商还能不能生存？现在看来，这些大的超市进来之后，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像上海、厦门这些地方，外贸综合超市有的比重占到70%、90%，但是全国平均起来，外贸超市大约占全国的25%，所以还未对我们构成特别大的损害。而且在竞争当中，像上海百联、浙江物产、国美电器、苏宁电器、居然之家等这些大的零售龙头企业也发展起来了。外国大的超市进来以后，我们当时还有一个担心，将来他们大量进口外国产品，我们的内销怎么办？实际上，现在家乐福也好，沃尔玛也好，销的还是中国产品，不仅大量销中国产品，而且还收购中国产品出口到国外去，仅沃尔玛一家，每年它的采购部门从中国进口上千亿美元。这个担心看来也是不必要的。

　　总体来说，当初对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这种潜力、能力，我们估计不足。实际上中国人的特点是非常善于学习，别人有什么好东西，很快就学会了，学了以后，我们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发展得很快。过去10年的现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重要的方面还不仅仅是各个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国内的改革开放。世贸组织的一些很好的原则，逐渐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世贸透明度的原则，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非歧视原则。还有贸易不断的开放，不断减少贸易壁垒、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这些越来越被大家所接受。这些都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比如说我们的法制，国内立法过程也得到很大推动，例如透明度原则，过去谈判的时候，要求我们所有涉及外贸和经济合作的法律法规必须公布，不公布的不能实施，我们还很不理解，参加谈判的同志也顶得很厉害。实际上我们这10年已经这样做了，任何法律法规都要公布，要公开透明，不能用以前内部文件、红头文件的方式，公众还都不知道就实施了。另外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草案都要征求各方面意见，通过以后，还要有一个实施预备期，大约3个月甚至半年以后才开始实施，像这些我们在立法过程当中都逐步采纳了。还有像听证会，比如最近《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老百姓踊跃参与，网民提了30几万条意见，最后出台的法律吸取了不少公众的意见。所以，入世对国内立法还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另外对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也是一个促进。因为世贸组织规则是要约束政府的，要求政府公开透明，其运作要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就像温总理讲的，政府部门要在阳光下运行。前一段时间，中央各个部委晒“三公”，老百姓很关注，这对于我们的廉政建设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总体来看，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应该说还是利大于弊，当然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国内今后改革开放的路程还很长，大家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可能会更艰难，因为好改的基本上都改了，没有改的可能难度更大一些，涉及到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但是，在改革开放的路上不能止步。

　　关于TRIPS协定，为什么在世贸组织里面增加TRIPS协定？本来我们在国际上已经有WIPO了，却坚持增加TRIPS协定，这就看出西方国家要达到目的，是无孔不入的，所有国际组织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国际组织哪个对他有利，他就用哪个，哪个对他不太有利，他就搁在一边。本来很多事联合国定了不就可以了吗，不行，在联合国之外，他们先组织一个G7，后组织一个G8，现在又是G20，以此来主导全球的治理，通过这个来达到他的目的。
 
　　知识产权的问题也是一样。WIPO是一个很好的国际组织，但是美国人觉得不能很好地解决他的问题，后来在乌拉圭谈判的时候就把知识产权作为一个贸易问题纳入WTO当中。实际上现在看起来，很多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个错误，本来是世贸组织，你的主业是搞贸易规则，怎么搞起知识产权来了；但是，他为了达到目的，前面加上了一个“与贸易有关的”，什么事只要与贸易有关都纳入到WTO来，投资也是一样。这主要是因为在WTO里面有它的牙齿，就是争端解决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是，如果谁违反了知识产权，他可以用争端解决机制来起诉你，经过专家组最后裁决败诉以后你必须执行，你必须修改以前的一些法律法规，必须提高保护知识产权的水平，否则，他就得到授权对你进行贸易报复，这是关键。这些被侵权的国家进行贸易报复，以此来促使他的执行更加得力。最后签了TRIPS协定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实际上反弹很厉害。后来启动多哈回合的时候，很多国家提出，乌拉圭回合我们吃亏了，因为发展中国家本身没有多少专利和版权需要保护，80%～90%都是发达国家的，等于发展中国家只尽义务，什么也没有拿到。所以，发展中国家要求把如何处理乌拉圭回合遗留的执行问题作为多哈回合当中的重要问题，并花了很多时间对此谈判。同时，对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要求增加的新议题坚决反对。过去每个回合的谈判就是谈货物的关税减让，后来乌拉圭回合加了TRIPS协定等很多议题，现在他们又要加更多议题，如劳工标准、环境问题等，发展中国家坚决不干。他们认为，你们提出很多新的议题来，只能使事情越来越复杂。与贸易有关的都拿进来，将来人权是不是也要拿到世贸组织里面定个协议？所以，多哈回合的启动遇到了很大阻力。西方国家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发展中国家本身面临的更严重的问题。这样硬推下来以后，造成反弹，实际上对整个的谈判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多哈回合谈判当中，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高调提出公共健康问题。由于非洲国家艾滋病发展得非常快，而发达国家又有很多药品非洲国家根本用不起，太贵了；而印度可以复制很多这方面的药，很便宜。如果一个艾滋病病人购买有专利的或者是从发达国家直接进口的药，一年没有二三十万美元下不来；但是如果买印度的套餐来治，有一两万美元就差不多了。所以，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当中，南非、肯尼亚还有很多非洲国家首先发动起来，要求修改TRIPS协定，就是在强制许可方面要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权利，要关注发展中国家人们的生存，那里由于艾滋病每天都在死人，不能只顾及发达国家大医药公司老板的利润、利益，而不顾非洲人们的死活。这是发展中国家在谈判当中非常强烈的要求。

　　在多哈回合谈判初期，就这个问题争论得非常激烈。我记得在知识产权理事会大会上，最后讨论即将通过时，大多数国家都要求修改这个条款，只有美国坚决反对，瑞士等少数发达国家站在美国一边，但是又不敢公开说太多的话。最后开会也是开到深夜，大约40多个成员发言，基本上都谴责美国，包括梵蒂冈的代表，他们是观察员，一般观察员是不大说话的，但梵蒂冈的代表也起来说话：“你们这些富国对穷国做出的承诺，如果不能兑现，是不道德的。”这对美国是很大的压力。美国大使（是一个老太太，过去跟布什家族有很密切的关系，布什当州长的时候，她在银行当经理，曾给过布什财务上很多支持，布什当总统时，让她到日内瓦当大使）一看这个情况，压力非常大，后来她回到美国，在美国呆了3个月，找大医药公司老板，找国会，找各个部门游说，说她的压力非常大，不改不行了。后来谈下来，美国勉强接受了。整个多哈回合谈的内容非常多，而且是一揽子的，所有协议谈好之后，153个成员都接受了，这个多哈回合才能结束。能够把TRIPS协定和公共健康单独拿出来，总理事会通过，然后实施，这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团结、针对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一次重要胜利，是个成功的案例。当然后来实施当中也不是那么顺畅，不管怎么样，还是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中国在加入世贸以后，有重大的应对，我们有很多任务，斗争确实很复杂。比如说参加多哈回合谈判，履行承诺，另外就是贸易摩擦、反倾销、反补贴，还有争端解决，争端解决到目前为止，外国告我们的案件，进入专家组程序的现在累计14件，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案件；我们告外国的到现在为止有8件。世贸组织争端解决与一般的司法不一样，成员之间遇到一些问题，有贸易关注，一般是在例行的委员会里提出来。因为世贸组织每有一个协议就有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专门监督协议的实施、执行情况，大家在会上讲某一个成员在哪一个协议上没执行，就对他提出很多问题，要求回答，这样表达他的关注。这种会议开几次以后，如果你总不改，那可能就提到争端解决程序了。当然在争端解决程序当中，任何时候，无论是在专家组成立过程中还是在上诉过程当中，双方如果私下协商，达成一致的都可以撤诉，都可以终止程序。

　　中国加入世贸以后，我们的案子开始并不是很多，后来逐渐多起来。从一般成员的情况来看，如果是告别人，胜诉率比较高，一般都在85%左右；当被告的时候也是败诉率比较高，也在85%左右。中国打了这么多官司，总体成绩也差不多，别看我们是新成员，但胜负成绩差不多。当然最主要的还不在胜负，而是把这个问题查清楚。说实话，官司裁定以后，对以前的也不能追溯，只要把以前有些措施或有些规定修改就行。打官司过程也是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过程；同时，有的案件往往明知道要败诉，但是还要打到底，这样可以为企业多争取一点时间。其实对争端解决结果也不要看得太重，有的时候国内有些情绪化，胜了就非常高兴，一看败了就非常气馁，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大家应该以平常心来对待。当初美国人告我们知识产权的时候，我们反应也是很强烈的，把它看作一个很重要的政治问题。本来我们与美国、欧盟这些国家都有双边知识产权定期磋商制度，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了。但是西方还是不断拿这个问题来压我们。欧美对我们起诉以后，我们很快先终止双边知识产权定期磋商，然后集中精力应诉这个官司，大约进行了三四年时间。裁决下来以后，很多律师事务所都有分析报告，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表面上看我们败诉了，但是，在关键点上维持了我们原来的做法，实际上我们是胜诉的。

　　有两点特别突出：第一，刑事惩罚的门槛。你违反知识产权法的时候，达到什么水平要进行刑事处罚？其实这个问题各国都不一样，各个国家发展水平不一样，法律也不一样。美国人认为我国刑事处罚门槛定得太高。像这个问题，涉及各国主权，美国人没有权利对我国说你应该把谁放在监狱里去，我国标准定多高，不能由美国人说了算，这是很核心的。最后专家组维持了我们的做法。第二，海关处理侵权产品时应该怎么做？海关在处理顺序上有很多选择，有时候是把标记销毁了，再做处理；有的甚至到最后，所有侵权产品要完全销毁，有不同的处理层次。美国人认为，中国这个处理层次不行，恨不得有侵权问题都得销毁。实际上海关有很多做法，可以比较合理地处理好，最后专家组还是认可了我们的做法。
　
　　总的情况来看，在世贸组织里面我们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得比较多。再一个例子就是反假冒贸易协定。这些发达国家看到中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立法还都可以，说得过去，问题是执法不力，所以他们想方设法要加大执法力度。但是他们要想在WTO里面修改这个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加严纪律，根本通不过，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太强了，在多哈回合当中他们推不动。所以，他们又到海关合作理事会去推行反假冒贸易协定。在海关合作理事会里，发展中国家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常驻，一开始没有引起注意，后来我们日内瓦的南方中心有一位女同志——李轩，她作为非政府组织参加了一次海关合作理事会的会议，她一听海关合作理事会准备立法了，准备通过要加严海关的边境措施，加大执法力度，感到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就通过李肇星向国内反映。我们后来联合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共同抵制，最后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此后，他们又到万国邮政联盟去推，不行之后又在世界卫生组织去推，都没有推动。最后这十几个国家单独的、小范围的起草了反假冒贸易协定，想组织起来再向其他国际组织推。但是印度、巴西等都在WTO和WIPO等国际会议上批评他们的做法。这种国际规则的制定，十几个国家在什么地方开一个会，最后就成国际规则了，这个程序是不对的，任何国际规则都应该在专业的国际组织里讨论。美国人就是为所欲为，对这种做法，发展中国家批评得很多。但是尽管批评得多，他们还是在做，而且将来这个协定生效以后，他们这些国家海关就这么干，你要想向他们出口，遇到这些问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斗争还没有完，总体上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还是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很好地联合起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保护知识产权本身，应该看到它对社会进步、对创新、对鼓励文化产业繁荣的重要性。平心静气地讲，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它的发展与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有直接关系的。从国内现在来看，我们采取了这么多措施，但是假冒伪劣、违反知识产权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也得认识到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现在我们提倡科技创新，要繁荣文化产业，要是不真正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科研人员、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如果他们刚刚研究出一个产品，别人就仿制了，这对搞科研的人打击是非常大的。在广交会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保护知识产权。在那儿，开幕之前参展商有很多轻工产品厂家不敢把展品亮出来，都是用大布盖上，为什么？他自己研制出的新产品往那儿一放，提前让人看到，没有两三天，他的竞争对手就在自己的展台上摆出来了。这种仿制不需要什么成本，非常容易就可以做出来，这确实也是不行的。而且现在我们的情况确实有变化，中国过去自身的专利、版权不算太多，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大约几十万件，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几位的。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保护知识产权必须要动真格的。当然，发达国家压我们，有适当的反弹是难免的，但是不能因此就放松国内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在中国要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因为当初是西方封锁我们，我们不得不引进一些样机，把这些样机拆了，再通过反向工程研制出来。没有办法，你要技术人家不给，只能用这种办法。中国人非常聪明，也很善于学习，但是我们在知识产权方面总体说还是创新能力不足。这方面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还有很多值得去改进、值得去努力的地方。

　　现在中央和国务院对整个打击假冒伪劣确实是下了决心，而且也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定期开展这项工作。从长远看，中国真正要走科技创新的路，真正要发展，要繁荣文化产业，不认真保护知识产权确实是不行的。

　　国内知识产权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这方面要加深研究，给我们的领导提出更多有分量的意见和建议。目标就是一个，就是怎么样通过加大保护知识产权使我们国家能够不断强盛起来。（来源：《知识产权》2011年第10期）